我有一位战友,退伍时,就是不离队,非得部队给开带病离队才肯走
电话那头,指导员的声音带着点儿焦灼和无奈:“小林你跟陈辉说说,这眼看就到日子了,大家都办完手续了,他怎么就……”
电话那头,指导员的声音带着点儿焦灼和无奈:“小林你跟陈辉说说,这眼看就到日子了,大家都办完手续了,他怎么就……”
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、存在了许多年的裂痕,终于被山顶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。起初是锥心刺骨的疼,后来,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,带着暖意的清醒。
他穿着白色的解剖服,戴着蓝色的乳胶手套,脸上是那种我最熟悉的、属于法医的绝对冷静。
电话那头,堂弟陈明的声音带着一股压不住的兴奋,像是烧开水的水壶,顶着盖子“噗噗”作响。
“爸,这套房子,还有这些存折,您这是什么意思?”我哥陈伟的声音有点抖,指着桌上那堆红红绿绿的本子。
我把一盆刚洗好的衣服晾在阳台上,转身进屋,一股混杂着泥土、腥气和某种发酵物体的味道,直冲脑门。
那是一串幽灵,一串由数据和逻辑构成的生命,我亲手创造了它,现在它出了点小问题,我得把它纠正过来。
那句话像一根针,扎在我心里整整一个星期。在这之前的一千多个日夜里,自从大哥陈辉意外去世,我,陈阳,就成了嫂子李娟和侄子陈念的天。我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,不敢病,不敢倒,更不敢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以为这是责任,是承诺,是我对大哥在天之灵唯一的交代。
为了这一天,我几乎清空了自己过去六十多年的人生。老屋里那把吱呀作响的藤椅,老头子亲手种下的那棵石榴树,街坊邻里几十年不变的问候……我把它们连同那座承载了我半生悲欢的房子,一并打包,换成了银行卡里一串冰冷的数字。
当岳母张兰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颤抖着从床垫下摸出那个熟悉的红色布包时,我心里最后一点侥幸,也碎了。
我“嗯”了一声,头也没抬,继续把手头这份退休金核算的表格最后一个数字填完。干我们这行,迎来送往,每天对着一堆名字,早就麻木了。张三李四,王五赵六,对我来说,就是一个个需要盖章的流程。
张婶扯着嗓子在车间那头喊,声音盖过了机器的轰鸣。我“哎”了一声,把手里的扳手往工具腰带上一挂,转身就朝那边走。
我抱着刚满三个月的儿子,侧过身,让他正对着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那束阳光。
电话那头,我爸的声音像是从一口深井里捞出来的,沉闷,还带着点不容置喙的沙哑。
汤碗是那种老式的粗瓷蓝边碗,碗沿上甚至还有一处小小的豁口,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我妈正在旁边给我收拾要带走的土特产,闻言,手上动作一滞,把一包干笋重重地放在桌上。
陈辉刚把那只24寸的行李箱立在玄关,还没来得及换鞋,我就这么对他说。
我应了一声,手里没停,继续用温毛巾擦拭着丈夫陈辉的胳膊。他的肌肉已经没什么形状了,软软地搭在骨头上,皮肤是一种长久不见阳光的白。
我妈把那个红布包裹的存折推到我面前时,阳光正好从老屋的窗棂斜着打进来,把空气里的微尘照得一清二楚。
我捏着手里滚烫的烤土豆,指尖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。周围的男女青年们还在扯着嗓子唱着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,一张张被火光映得通红的脸上,是那个年代特有的,混合着疲惫和亢奋的神采。空气里满是松木燃烧的噼啪声和泥土的腥气。这是1975年的秋天,在北大荒的一个知青点,这样的